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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營經濟31條”來了,權威專家解讀背后深意
魏建國
2023年07月21日

把《意見》舉措宣傳到每一位民營企業家的心中去至關重要,但更重要的,還是要讓各級政府部門的黨政領導同志、工作人員加強學習。因為這里面涉及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系問題。

7月19日,《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發布,《意見》共有31條,進一步明確了民營經濟的政治和經濟地位。

無論“中共中央 國務院”所代表的頂層設計,還是“民營經濟”本身的重要性和話題度,《意見》的發布無疑引發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如何支持民營經濟發展壯大?《意見》回應了怎樣的關切?記者采訪了相關專家,就此進行解讀。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商務部原副部長魏建國。受訪者供圖

關注1

如何看待《意見》出臺的時機?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商務部原副部長魏建國表示,從當前的經濟運行情況來看,以及從我們的外貿進出口、固定投資,包括消費來看,民營企業這一塊兒沒有上來,潛力沒發揮出來。尤其當前中國民營企業家正處在一個重要的十字路口,主要原因是現在民營企業的主要生產鏈、供應鏈與服務鏈及人員仍然是以國內市場為主。但現在中國已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國內市場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過去產品的供不應求,到現在的供大于求,很多民營企業家對這些情況仍比較迷茫。“在這個時候,要給他們發展信心,我認為非常關鍵。”魏建國說,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方方面面都需要民營經濟更好發揮生力軍作用,“今年是全面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精神的開局之年,中國式現代化如何發展?民營企業該往哪兒走?‘31條’說得很清楚,我認為這是當前的一個關鍵。”

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經濟政策委員會副主任徐洪才表示,此次《意見》的出臺是有特殊現實背景的。從上半年的經濟數據可以看出,中國經濟正在平穩復蘇,但內生增長動力還不足。從數據上看,盡管餐飲業、交通運輸業、旅游業等增長比較明顯,消費支出卻并沒有明顯增長,也就是說老百姓還囊中羞澀,說明過去三年疫情造成了疤痕效應,在短期內恢復正常還不太現實。特別是大家關注到的民間投資增長,還有港澳臺地區的投資增長都是負數,這說明現在的總需求不足,整個產能過剩的狀況還比較突出。這需要我們對未來中長期發展有一個重新的審視。

該《意見》中第一次出現“民營經濟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生力軍,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基礎”的表述,這給民營企業吃了一個“定心丸”,提振了市場信心。

同時大家也看到,過去20年,我國出臺了多部關于鼓勵民營企業、民營經濟發展的意見文件。2005年曾出臺“非公經濟36條”,2010年出臺“民間投資36條”,2019年又出臺了“民營企業28條”,再加上這一次的“民營經濟31條”,總共131條,內容非常多,但不同時期的文件內容都有各自的側重點,也有不同的現實背景。這一次更多地從問題導向、著眼長遠發展的角度來部署,我覺得是既要解決當前一些民營企業對現實的關切,也在為未來長期的可持續發展奠定一個制度性基礎。

關注2

如何看待民營經濟的新定位?

據統計,截至5月底,全國登記在冊的個體工商戶超過1.18億戶,民營企業數量超過5000萬戶,占企業數總量超過92%。

魏建國表示,當前我國民營經濟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稅收貢獻超過50%,在國民生產總值中占比超過60%,在技術創新和新產品研發中占比超過70%,提供城鎮就業崗位超過80%,企業數量占比超過90%,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

“但民營經濟受到的待遇與其在經濟社會中的地位不相稱。”魏建國說,最大的特點就是當前對民營企業的信任度不夠,因此民營企業在發展過程中,會面臨比如貸款難、機會不均等不公平待遇。

魏建國指出,《意見》中,首次把民營經濟的發展與高質量發展這一首要任務直接關聯,與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聯系在一起,將民營經濟的功能與作用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民營經濟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生力軍”“是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重要力量”。“這對民營經濟的發展定位給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評價,可以說,民營經濟迎來了‘第二個春天’。”魏建國說,通過《意見》可以看到,中央對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作了一系列政策部署,進一步加大了對民營經濟的政策支持力度,向市場釋放了清晰明確、積極向上的信號。可以預想到,未來在科技、文化、教育,旅游,包括重要的國防科工、基礎設施建設等各方面,都會呈現一片民營企業蓬勃發展的景象。

關注3

《意見》回應了民營企業哪些關切?

徐洪才表示,《意見》以問題為導向,很多具體操作細節也都觸及到位了。特別是提到的一些具體內容,比如鼓勵公平競爭、營造國際一流的營商環境等,這些都是基礎性的工作。在營造一流的營商環境方面,要提高監管公平性、規范性、簡約性,杜絕選擇性執法和讓企業“自證清白”式監管。在市場準入、項目招投標等方面,持續破除市場準入壁壘。各地區各部門不得以備案、注冊、年檢、認定、認證、指定、要求設立分公司等形式設定或變相設定準入障礙。這些都是基于現實層面提出的具體要求。

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經濟政策委員會副主任徐洪才。受訪者供圖

“另外,我覺得《意見》最大的亮點,是特別強調了競爭政策的基礎地位。”徐洪才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雖然我們經常講民企、國企、外資一視同仁,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民營企業確實不同程度地感覺到存在某些對民企的不公正、不公平待遇。這次《意見》就提出要健全公平競爭制度框架和政策實施機制,堅持對各類所有制企業一視同仁、平等對待。

魏建國認為,《意見》提出要完善融資支持政策制度、完善拖欠賬款常態化預防和清理機制、強化人才和用工需求保障、完善支持政策直達快享機制等,此外還要求,精準制定實施各類支持政策,完善政策執行方式。這些都是為了及時回應民營經濟的關切和利益訴求,切實解決實際困難。

同時,《意見》中還包含許多創新亮點。比如,在提及民營企業發展環境時,關注如何完善社會信用體系,建立約束機制;提出建立民營企業社會責任評價體系和激勵機制,以構建和諧的勞動關系,強調要推動構建全體員工利益共同體。“這一概念也是一種創新提法,值得關注。”魏建國說。

關注4

如何抓好落實,讓政策效果充分釋放?

清華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特約研究員劉旭表示,2013年,國務院聽取了全國工商聯對國務院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有關政策措施貫徹落實情況第三方調查評估結果的匯報。評估結果反映出,鼓勵和促進民間投資的政策措施在許多方面還落實得不到位,比如,民營企業在市場準入方面仍遭遇不少體制性和政策性障礙;部分實施細則不具體、操作性不強或門檻設置過高,實踐中很難落實;對政策落實缺乏考核監督,一些法規規章也沒有及時作出調整等。這些都會給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的有關政策發揮作用帶來不利影響。他認為,十年后再次出臺《意見》,一定程度上也是因為過去十年,上述會議提及的問題始終沒有解決,所以出臺這份《意見》很有必要。“因此,《意見》的落實也必然會面臨著同樣的落實難的問題。共同思考和探討如何保障好《意見》的落實,更具有現實意義。”

清華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特約研究員劉旭。受訪者供圖

魏建國指出,本次《意見》要求“強化已出臺政策的督促落實”“及時做好總結評估”,強調的是貫徹落實《意見》精神;“完善政府誠信履約機制,建立健全政務失信記錄和懲戒制度”,是政府部門要勇于“對內開刀”。“當前,我們在進一步加大制度型開放的過程中,政府要做到信守承諾。如果這一點做不好的話,可以說會直接影響到民營企業對政府以及對整個市場的信心。”他認為,關鍵是通過督辦考核、第三方評估等機制,切實貫徹《意見》的精神實質,有效減少針對民營企業的市場準入限制,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更多地發揮決定性作用。

徐洪才認為,把《意見》舉措宣傳到每一位民營企業家的心中去至關重要,但更重要的,還是要讓各級政府部門的黨政領導同志、工作人員加強學習。因為這里面涉及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系問題。過去營商環境方面出現的一些弊端,一般情況下都是因為政府在服務于企業、服務于經濟活動時還做得不到位,或者說有缺位、越位等,“有形之手”的作用發揮得不是太好。“在東南沿海改革開放的前沿地區,營商環境好一些,政府部門同志的服務水平、認知水平也高一些,未來不同地區之間,大家可以更好地相互學習、借鑒經驗。”

關注5

如何看待民營經濟的發展潛力?

“民營經濟的發展潛力大家都看得見,中國經濟可持續平穩向好發展的態勢沒有改變。”徐洪才說,中國還是個發展中國家,雖然我們的GDP突破了120萬億元,人均收入達到了1.26萬美元,但未來發展保持一個比較高的速度還是可期待的。

主要原因有幾個方面。首先,城鎮化還有“下半場”。目前我們的城鎮化率剛剛達到65%,預計到2035年前后,將達到75%左右。其次,數字化轉型也趕上了一個窗口,全球數字經濟、數字技術應用蓄勢待發,傳統產業的改造升級,消費場景的不斷創新,不僅拉動新的投資,也會促進新的消費。此外,中國老齡化社會已經來臨,從供給側來看,與之相關的養老健康服務體系還存在短板,未來有望加大這一塊兒的投資,改善養老健康服務供給,也會創造新的商機。無論是投資還是消費,未來的潛力還是巨大的。

此次中央出臺的《意見》要求,要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特別是堅持一再強調的“兩個毫不動搖”,加快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一流營商環境,優化民營經濟發展環境。

在這樣一個大的背景下,加上疫情已經結束,過去的半年也為未來發展奠定了一定基礎,“所以我認為,無論是下半年還是明年,民營企業家都可以趁勢而上,借著政策的‘東風’,抓住新的商機,在帶動就業、增加收入、促進消費等方面,發揮出我們獨特的作用。”徐洪才表示。

【責任編輯:徐錕】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商務部原副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