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商務部原副部長魏建國。受訪者供圖
魏建國 >> 正文
專訪魏建國：制度型開放將給經濟高質量發展釋放更多紅利
近日，國務院印發《關于在有條件的自由貿易試驗區和自由貿易港試點對接國際高標準推進制度型開放的若干措施》，率先在上海、廣東、天津、福建、北京等5個具備條件的自貿試驗區和海南自由貿易港，試點對接相關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
《若干措施》聚焦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商務人員臨時入境、數字貿易、營商環境、風險防控等6個方面，提出試點政策措施和風險防控舉措。
在有條件的自貿試驗區、自由貿易港試點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推進制度型開放，主要出于什么考慮？要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自貿試驗區和自由貿易港應如何著手？帶著這些問題，新京報記者專訪了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商務部原副部長魏建國。
為全面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探索路徑
新京報：《若干措施》率先在上海、廣東、天津、福建、北京等5個具備條件的自貿試驗區和海南自由貿易港主動開展試點，為何選擇這幾個地方？
魏建國：為了確保達到試驗效果，首批試點地區的選擇非常重要。此次率先主動開展試點的上海、廣東、天津、福建、北京等5個自貿試驗區和海南自由貿易港，都具備共同的特點：外向型經濟發展水平較高、應用場景豐富、監管能力較強，同時它們又各有特點。比如上海和廣東，自貿試驗區體量大，輻射區域很廣，上海輻射長三角地區，廣東輻射粵港澳大灣區；而且條件好，無論是物理性質的有形海關監管，還是數字化轉型、服務貿易發展等，這兩個地方都非常先進，可以說條件充足。
再比如北京，率先開展并迭代升級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試點，國家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示范區和中國（北京）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全面啟動，是全國唯一的“兩區”疊加城市。在“兩區”建設過程中，北京形成了多項首創性、突破性政策。這些政策和在自貿區探索出的經驗，可以使我國在某些國際規則制定方面成為參與者和引領者。
隨著海南全面封關進入倒計時，海南作為中國開放新高地的作用將日顯突出。自由貿易港是當今世界最高水平的開放形態，對打造開放層次更高、營商環境更優、輻射作用更強的開放新高地，促進開放型經濟創新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新京報：今年是我國自貿試驗區發展10周年，在這個時間節點上，提出試點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推進制度型開放，釋放了哪些信號？
魏建國：10年前設立自貿試驗區是加快中國制度型開放進程，推動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重要舉措。這次《若干措施》提出，試點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推進制度型開放，我認為傳遞出三個信號。
首先，突出表現出我國今年仍然是堅定不移地實施高水平對外開放政策，這是向全球釋放的第一個信號。
其次，在有條件的自貿試驗區和自由貿易港對接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是為全面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探索路徑，表明我們下一步在高水平對外開放中，首先要進行制度型開放。10年前，我們設立自貿試驗區的一個重要戰略出發點，是要在更高起點上推進中國的對外開放，而更高起點的開放就是制度型開放。充分發揮自貿試驗區、自由貿易港綜合試驗平臺作用，率先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推動貨物貿易優化升級，加快服務貿易擴大開放，便利商務人員臨時入境，深化國內重點領域改革，打造一流營商環境，有利于充分運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為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增添動力。
再來我認為很重要的一點是，為了推動加入高標準經貿協定提供實踐支撐。我國正在積極推動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和《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等高標準經貿協定，相關規則的要求與我國改革開放面臨的重點問題契合度較高。在有條件的自貿試驗區、自由貿易港主動對接開展試點，在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方面率先與國際接軌，構建與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相銜接的制度體系和監管模式，將為我國參與國際經貿規則制定積累有利條件。
制度型開放將實現全生產要素的最佳配置
新京報：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如何理解“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的紅利到底有多少？
魏建國：我認為，穩步就是要防范風險，中國的改革開放一直是在防范風險上狠下功夫，在這方面我們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強化風險防控也是自貿試驗區10年試驗發展中非常重要的方面。下一步在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方面，也要做好整體的防范工作。
因此，這次國務院發布的《若干措施》中，在推進改革開放的同時，對風險防控同步作出安排，確保試點安全有序。《若干措施》共33條，其中提出了5個方面的風險防范措施，包括健全完善風險防控制度、加強事前事中事后監管、落實風險防控責任等，反映出黨中央、國務院在自貿試驗區和自由貿易港建設過程中強調統籌發展和安全，注重目標導向性，而不是盲目地推動先行先試。
中國在制度型開放這方面，已經做了不少工作。最顯著的例子是全面履行入世承諾，當初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后，必須接受現行的國際貿易規則體系，為此中國大規模地清理或推出了國內的相關法律法規，中國的平均關稅從2001年的15.5%下降到2010年的9.8%，2021年又進一步下降到7.4%，非關稅壁壘取消也取得了顯著成效。WTO前總干事長帕斯卡爾·拉米先生曾當面跟我說，“中國是WTO的優等生。”
但傳統的國際經貿秩序規則和由商品與要素組成的流動性開放已不適應當前國際新形勢的需要，商品和要素流動性開放是土地、勞動、資本、技術、知識、信息、數據全生產要素的基本組合，這種開放是形勢所逼的、被動性的。
而制度型開放將實現全生產要素的最佳配置，是主動的、積極的、創造性的，它所帶來的紅利、釋放的能量將遠遠大于前者，包括粵港澳、長三角、京津冀在內的各個城市群，只要能實現全生產要素的最佳配置，就會成為全球的“大碼頭”。而要成為“大碼頭”，就不僅要實現國內生產要素的最佳配置，也要實現全球生產要素的最佳配置，實現投入最少、效益最好。中國必須把握這個國際規則的發展趨勢和演變特色，以中國式現代化為標準向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要紅利。
構建與高標準經貿規則相銜接的制度體系和監管模式
新京報：要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你認為自貿區和自貿港應如何著手？
魏建國：開放創新是自貿試驗區和自由貿易港的核心使命，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是在倒逼自貿試驗區和自由貿易港在現有基礎上不斷探索制度創新。
這次在貨物貿易、服務貿易、人員往來、數字貿易、營商環境、風險防控等6個方面，提出試點政策措施和風險防控舉措，也是為了激勵自貿試驗區、自由貿易港在現有基礎上繼續探索創新發展，為其下一步發展注入信心。
我認為很重要的一步是從現在開始，試點的自貿試驗區和自由貿易港要抓緊學習中央文件，理解中央的精神，特別是要把這次試點作為全面制度型開放的一個信號，跳出舊的思維方式，積極主動地推進制度型開放。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并非一成不變，而是隨著世界發展形勢不斷推陳出新。因此，自貿試驗區和自由貿易港在對接國際高標準問題上，必須不斷跟蹤世界投資貿易最前沿和最前端的規則變化，以盡快適應世界投資貿易規則的新發展。
在適應高標準國際規則的同時，自貿試驗區和自由貿易港必須在制度創新、系統改革集成方面加快腳步，將制度創新繼續作為未來的核心任務。我國自貿試驗區探索出的經驗，在某些國際規則方面也可以提供引領。
新京報：對推進制度型開放，你有哪些建議？
魏建國：首先，制度型開放一定要做好頂層設計。在大膽闖、大膽試的自主改革進程指導下，以問題為導向，拿出前瞻性較強、操作性簡易可行、政策提供到位的頂層設計。
其次，抓住對標高水平經貿協定的改革。我國正在積極推動加入CPTPP、DEPA等高標準經貿協定，相關規則的要求與我國改革開放面臨的重點問題契合度較高。當前要積極推進制度創新，率先構建與高標準經貿規則相銜接的制度體系和監管模式，展現中國有意愿、有能力加入高標準經貿協定。同時，通過試點積累經驗，為中國加入這些協定做好充分準備、提供實踐支撐。
同時，在推進制度型開放過程中，不要搞單兵推進，也不要搞零打碎敲，要真正實行立體式全方位的制度型開放，海關、金融、財稅等各部門要協同推進，共同發力。
新京報記者 陳琳
編輯 劉夢婕
校對 付春愔
【責任編輯：潘一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