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最近關于日本失去30年的討論盛行，針對日本到底有沒有失去30年？造成失去30年的原因是什么？對中國有哪些借鑒？眾說紛紜。2023年6月東京經濟大學周牧之教授在上海做了一場關于這個主題的講演，系統地闡述了日本如何錯過摩爾定律驅動時代的繁榮，全新論述讓人耳目一新。在講演的第四部分著重分析中日兩國經濟的差異，對比了兩國國運的消長。
1.中日經濟的同與異
回到與傅高義的對談，其中有一個比較中日經濟同與異的話題。當時我講所謂 “同”，是指中日兩國經濟都是靠出口和城市化崛起的；所謂的“異”是指中國依靠的是全球供應鏈，而日本憑借的是全套型產業鏈。
我的博士論文是關于解釋亞洲新工業化的。二戰以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雖然獲得了獨立，但都沒有辦法成功實現工業化，發展中國家進行的工業化摸索和嘗試大都失敗。直到1980年代，亞洲四小龍突然沖出來，實現了出口帶動的工業化。
四小龍現象在國際上引發了許多解釋和爭論，有說是因為都是儒教國家和地區的，有說是因為搞了開發獨裁的……，一時間眾說紛紜。因為我是工科出身再學經濟的，注重從工學背景來研究這個問題，提出了三個角度的解釋。
第一個是機械電子革命。隨著半導體技術在摩爾定律下的演進，通過信息技術和機械技術的結合，可以把工業化需要的很多技術元素都凝練到設備中去，大幅度壓縮工業化進程。我在大學畢業后參與了建國以后最大的工程，寶鋼二期建設，負責自控成套設備。親身經歷了通過引進發達國家的先進設備，如何快速地實現工業化。這是過去一個沒有的工業化條件，對此我在博士論文中把機械和電子兩個詞合成“機械電子”一個詞，并冠以“革命” 二字來強調它的重要性。博士論文的題目以及后來出版時的書名都是《機械電子革命與新國際分工》。
第二個是電子產業的高速發展。電子產業和電氣產業是不同的，電氣產業是生產與能量轉換有關機器設備的產業，而電子產業是生產與信息有關機器設備的產業。電子產業的核心元素是半導體，1980年代在摩爾定律的催動下電子產業進入爆發期，成為全球發展最快的產業。我當時的研究發現，電子產業的布局特性與重化工產業完全不同，它從一開始就趨向全球性布局。正是這個特性使電子產業成為亞洲新工業化的主導產業。
第三個是模塊生產方式帶來的供應鏈變革。當年IBM為了追趕喬布斯開發的蘋果電腦推出了模塊生產方式，把個人電腦的設計規則向全球公開。軟件也好，硬件也好，廠家只要遵循IBM公開的設計規則就可以參與到電腦生產的供應鏈中去。這是一次巨大的變革，完全改變了整個的工業生產的機制。隨著這種生產方式在全工業領域的普及，發展中國家能夠比較容易地參與到供應鏈中去，供應鏈也變得越來越全球化。
而日本制造業供應鏈的特性正好相反。以汽車制造為例，日本是由整車企業與從一級N級的零部件供應商構成的金字塔型分工體系。整車企業與這些供應商之間需要有技術的、人際關系的，資本關系的長期磨合，是一種相當封閉的體系。學術上把這種供應鏈稱之為全套型供應鏈。
2． 摩爾定律驅動全球化發展
模塊生產方式下開放的全球供應鏈給發展中國家帶來了不曾有過的機遇，電子產業爆發性發展更是為全球新的產業布局推波助瀾。正是綜合了這些邏輯，我們才會在20多年前推斷將會在珠三角、長三角形成全球最大的新型產業集聚，它的背后一定會成長出大城市群。
2007年我寫了一本《中國經濟論》，第二年翻譯成中文在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本書用機械電子革命、電子產業高速發展、模塊生產方式、全球供應鏈來解釋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我堅信摩爾定律下持續發展的半導體算力在驅動人類分工與全球貿易的發展，這是現代全球化的根本。
今天將摩爾定律下半導體算力的演進與全球貿易的發展做一個比較，可以發現兩者之間呈現高度的相關關系。也就是說，在半導體發展的驅動下，全球分工越來越緊密，貿易往來越來越巨大，這是今天全球化邏輯的本質。
中國是這一場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也成為了最大的推手，這是中國經濟發展邏輯的本質。相反，面對過去幾十年波瀾壯闊的全球化浪潮，日本明顯沒有跟上時代。
更重要的是，今天中國新興的科創企業與日本的老牌企業不是同一個物種。
從這種意義上來講，中國經濟不可能重復“日本失去的30年”。
3.能不能擁抱全球化是關鍵
回到與武田信二和鈴木正俊的三人討論，談到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在全球上映的電影中，超過1億美元制作成本投資的不到5%，而這些大片卻創造了51%的票房。這個現象說明又要低成本制作，又要有票房，是小概率事件。當然不是沒有奇跡，但奇跡不一定要能夠持續。
那么誰才能投超過一億美元的大制作呢？一定得是有國際市場整合能力的企業。大制作影片最多的是迪士尼，它有極強的國際市場整合能力。相反，日本從來沒有一部電影的制作成本超過一億美元，也很少有以國際市場為前提的影視制作。
我們開這個研討會的時候，有部韓劇《愛的迫降》在日本火得一塌糊涂，它是由韓國龍工作室制作的。這家公司2016年才成立，專門為奈飛制作內容。依靠奈飛這個全球性的流媒體平臺，今天龍工作室的電視劇出口額是整個日本的8倍。
在日本電視劇領域，投入最大的是NHK的歷史劇，一部片子的預算今天大概只有龍工作室的二十分之一。
這個現象說明，只有以國際市場為前提才能有大回報，才能搞得起大制作，這是一個循環。
武田先生的TBS雖然能夠制作出像《半澤直樹》這樣爆紅的電視劇，但是如果不去積極攻略國際市場，不去擁抱全球化，潛力是不能完全發揮出來的。
遺憾的是在過去的30多年，保守的日本企業正是缺乏這種擁抱全球化的能力。
4.中國三個30年 VS日本兩個30年
2010年，我與楊偉民先生合編了一本名為《第三個三十年》的書，把新中國的發展從1949年到2009年劃分成兩個30年來總結，并且展望了2010年開啟的第三個30年。這種以30年為單位來分段分析新中國歷史的方法可能有人比我們做得更早，但我至今還沒有發現。當然今天這個分段法已經被普遍使用了。
以 1990年為界，把日本也劃分成兩個30年，可以看到在從1960年到1990年這個前30年里，日本在全球經濟中的占比從5.4%，上升到了10%。然而在從1990年到2020年這個后30年里，日本在全球經濟中的占比從10%，下降到了5%。
在后30年里，日本政府不是沒有作為，為了刺激經濟把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都做到了極致。
為推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日本不斷發債借錢，把國債與GDP的比例提高到了261%，成為發達國家中負債率最高的國家。貨幣政策更是一再寬松，從低利率干到零利率，甚至干到負利率。更加奇葩的是，日本銀行為了支持國債，作為發行貨幣的央行竟然不惜自己大量購入國債，不僅買走了新發國債的70%，還持有市面上一半的國債。更有甚者，為了撐起股市，日本銀行大量購入股票，成為日本股票市場最大的單一買家。
然而，即使日本政府和日本銀行冒著極高的國家債務風險和貨幣風險推出了這些超常規刺激政策，也沒有能夠激發起日本經濟的活力。可見小選區、消費稅、去風險思維這三大毒素的危害之深。
在近現代史上，中國和日本的國運往往正好相反。在新中國的第一個30年，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占比從5.2%，下降到1.7%。在第二個30年，改革開放將中國的占比提升到9.2%，今天這個比重更是達到了18.2%。中國的經濟體量應該很快就會達到日本的4倍。
如果把時間尺度放得更大一點，可以看到從鴉片戰爭前的1800年，中國在全球經濟的占比高達33%，日本是3.6%。1990年，日本同占比達到10%的最高值，而中國的同占比卻跌落到最低谷的1.7%。以這一年為拐點，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占比持續上揚，相反日本的占比持續跌落，這個趨勢持續至今。
5.中國是風險還是機會？
應該如何看待中國的崛起？這是一份今天日本最需要宏觀想象力的考題。
今年5月在廣島召開的G7峰會，面對中國經濟的崛起達成了所謂“去風險”共識，竟然把去風險思維擴展到了對華關系領域。這也是為什么今天我反復強調去風險思維危害性的原因之一。
這些年我一直跟日本的朋友們講中國不是日本的風險，而是日本最大的機會，要是把中國這個機會都錯失掉，日本經濟就真的就萬劫不復了。
最后我再講一個故事收尾。今天會場這個大樓旁邊的上海環球金融中心，大家可能都去過，曾經是中國最高的大廈。這棟大樓是日本森大廈投資建造的。森稔社長和他父親一起創建了這家公司，他父親也曾經在東京經濟大學讀過書、教過書。森稔先生不僅對城市發展極具想象力，同時對中國的發展也充滿信心。浦東開發之初，在趙啟正先生的動員下，森稔先生決定投巨資在浦東建這座樓。當時的壓力非常大，很多人勸他不要在中國投這么大的資產，但他篤定中國的發展前景，熬過了建設期間的各種干擾和風波。
2009年11月18日，在上海金融中心的開業論壇上，我與森稔先生、和曾經擔任小泉內閣經濟政策掌門人的竹中平藏先生一起同臺討論和展望了亞洲城市發展的未來。開業當時正好撞上美國金融危機后全球經濟風雨飄搖之際，大量的國際客戶退約，可謂是壓力山大。但森稔先生還是賭對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很快就扭轉了局面，這棟大樓現在成為了他們公司的大搖錢樹。
這個故事也說明，中國對日本來講是大機遇。日本的政界、產業界如果還不能具備足夠的宏觀想象力認清這個現實，對日本而言是非常不幸的。
當然目前日本經濟還很殷實，社會還很穩定，老百姓的日子還算安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