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最近關于日本失去30年的討論盛行，針對日本到底有沒有失去30年？造成失去30年的原因是什么？對中國有哪些借鑒？眾說紛紜。2023年6月東京經濟大學周牧之教授在上海做了一場關于這個主題的講演，系統地闡述了日本如何錯過摩爾定律驅動時代的繁榮，全新論述讓人耳目一新。在講演的第三部分著重分析了日本選舉制度改革帶來的危害。
1.宏觀想象力的重要性
22年前我做了一個預測，也是一個呼吁，呼吁中國要搞城市化，搞大城市化，搞大城市群化。2001年9月3號，就在今天會場旁邊的上海香格里拉酒店，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地區經濟發展司、日本國際協力事業團、中國日報社、中國市長協會共同舉辦開了一個名為 “中國城市化論壇—大城市群發展戰略”的國際研討會 。這個會從南京，開到北京，又開到上海，9月7號移師再開到廣州。當時還是“小城鎮大戰略”的時代，談城市化都是個禁忌，我們這個講大城市群發展戰略的系列會議卻云集了許多著名學者和官員，于光遠、任仲夷、陳錦華、陶斯亮、朱英璜、林樹森、黎子流、楊朝光、杜平……，
媒體也給予了高度支持。9月3號當天《中國日報》發了一整版我對大城市群的論述。預熱期間《經濟日報》也發表了接近一整版我的長篇文章《要小城鎮，也要大城市圈》。會后《人民日報》以《大都市群：中國的機遇和挑戰》為題，對會議進行了整版篇幅的報道。特別是在廣東，當地媒體更是給予了高度的熱情。一下子全國的媒體都開始討論一個問題，大城市群是什么？為什么要搞大城群？這次會議為城市化、大城市圈、大城市群“炸開”了一個豁口。
實際上這是一次對宏觀想象力的起爆，得到了熱烈的響應。其實我們是與國家發改委合作，在做了多年調研的基礎上才提出這個預測和一系列政策建議的。2001年我們預言，中國未來將在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形成全球最大的新型產業集聚和大城群，這三個城市群將支撐中國的未來。
2001年是一個切換歷史的轉換門。這一年還發生了兩樁大事，一是9·11恐怖襲擊事件和美國發動阿富汗戰爭；二是中國加入WTO。這兩個件事無疑大大地加速了大城市群預言，今天這個預言已經成為了現實。
為什么我們當年能夠準確地預測未來？其實底層的邏輯與托夫勒的預言是一樣的，都是摩爾定律。我是工科出身，又長期研究產業集聚，當時確信供應鏈的全球化將會快速實現。由此推斷這將引發全球性的工業再布局，中國的珠三角、長三角將是最好的選擇。而大集聚背后一定是快速的城市化和大城市群化。
就是說，摩爾定律不光可以帶來微觀想象力，還可以帶來宏觀想象力。而宏觀想象力往往能夠激發起一個國家的發展潛力。
2.日本也曾有過宏大的想象力
在上述的中國城市化論壇其間，我邀請了許多日本著名學者前來參與討論，其中有法政大學校長清成忠男，日本產業政策的領軍人物；日本經濟企劃廳原事務次官星野進保，長期主持日本國土規劃的制定；早稻田大學教授伊藤滋，日本國土規劃審議會的牽頭人；東京大學教授增田祐司，日本信息產業政策的智囊；大阪產業大學教授今野修平，主持過東京灣綜合開發計劃制定的國土規劃專家……，都是日本國土規劃的核心人物。
以《全國綜合開發計劃》著稱的國土規劃是日本最上位的國家規劃。以這些人物為代表的，負責國土規劃的專家和官員們曾經給日本提供過許多非常宏大的想象力。例如新干線，今天高鐵已經改變了中國人的時空觀念和生活節奏，其實高鐵是日本創造的概念，新干線這個高速客運專用線概念就是日本在國土規劃中提出并付諸實施。早在1960年代日本在國土規劃就提出了信息化和高速化的概念，規劃用新干線和高速公路重新組織日本的國土利用。
臨海工業地帶也是日本國土規劃力推的一個重要概念。二戰后日本為了利用好世界和平的紅利，國土規劃提倡在臨海地區興建新型工業基地，形成太平洋帶狀工業地帶，利用廉價的世界資源和巨大的國際市場，大搞大進大出，結果成就了日本作為工業出口大國的崛起，創造了高速增長的奇跡。
日本的國土規劃，不僅提出了國民所得倍増計畫、日本列島改造論等政策口號，還提出了新產業城市、流域圈、東亞一日交流圈等嶄新的空間概念，倡導了廣域生活圈、田園都市國家、多極分散型國土等未來國土形態構想，為日本的戰后發展奠定了基礎。
從國土規劃宏大的敘事中可以看出，日本不是沒有宏觀想象力的國家，但是為什么今天卻嚴重缺失了這種宏觀想象力呢？這是另一個毒素，一個政治改革滋生出來的毒素作祟造成的。
3.小選區扼殺宏觀想象力
回望歷史可以發現不是所有的改革都是進步的，都是正確的，很多時候改革的結果是更糟糕，是惡改。1990年代的日本選舉制度改革就是一個典型的惡改案例。
日本以前是中選區，選區比較大，可以同時選出幾個議員出來，選舉的競爭也不是那么殘酷，在野黨的生存空間比較大，結果形成了一個超級穩定的“人治”政治格局。1993年，以小澤一郎為首的一批自民黨少壯派不滿元老們的人治，造反出來跟在野黨合手建立一個政權，就是細川護熙政權。1994年，這幫人趁著新政權當時旺盛的人氣， 打著政治改革的旗號把選區制度從中選區改成了小選區。
后來發現小選區的弊病非常多，一個是使競爭變得非常殘酷。每個選區只能選出一個議員，一個微小的選票動蕩就可能改變政治家的命運。所有議員都沒有了安全感，必須去傾力經營自己的選區。
試想當議員們心心念念的只有選區的時候，這個國家還會有什么宏觀想象力？
小選區把拜票變成了政治家最重要的日常工作，把每天堅持站街變成了美德。現在的首相岸田文雄曾經做過日本歷史上最長的外相，當時作為一個外相不是特別積極出國訪問，而是幾乎每個星期都要回到他的選區廣島去拜票。等做了首相以后，頭等大事就是把G7峰會搬到廣島去開。
小選區制度的另一個弊端就是把政治資金的分配權集中到政黨的黨本部，強化了政黨政治的力度。這一舉措不僅削弱了政黨內部派閥的力量，同時也遏制了議員個性的彰顯，進一步扼殺了宏觀想象力。
4.小選區破壞社會糾錯機制
更嚴重的是，20多年來小選區制度下的政黨政治的強化不僅侵蝕了政黨內部的權益和個性，同時這種侵蝕還擴展到了在野黨、行政、媒體、學術等領域。
小選區制度下黨派的人氣很大程度上決定當落選的概率，選舉的結果有點像五子棋，要么是全盤皆白，要么全盤皆黑。大選之后的政治格局往往變得一邊倒，在野黨的勢力銳減，失去對政權的制衡能力。
過去為了保證行政的中立性和獨立性，政治是不能干預行政官員人事任免的。而今天，大家都知道日本高級行政官員的任命出自首相官邸的意志。政治對官員人事的介入，使得整個行政領域的獨立性受到嚴重的損害。
權力對媒體的侵蝕也變得非常露骨，例如現如今政府對NHK的會長任命已經毫不掩飾背后的政治意圖。今天日本媒體對政治的批判能力已經與30年前不可同日而語。
學術界也不例外。2020年11月21日，在紀念東京經濟大學120周年校慶的學術研討會上，我還邀請曾經擔任過日本學術會議會長的大西隆教授和環境省中井德太郎事務次官進行了一場對話，席間大西教授對來自最高權力對學術界人事的干預表達了強烈的不滿。因為就是在不久前，當時的菅義偉首相在沒有說明任何具體理由的情況下，拒絕任命了6名學術會議提名的會員，引發了學術界的強烈反彈。
這種政黨政治侵蝕能量的外溢不僅更進一步扼殺了宏觀想象力，同時也使日本社會的糾錯機制遭受嚴重的破壞。這也是為什么在安倍政權接連兩次提高消費稅率都沒有像過去那樣引起能夠威脅到政權的反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