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民”是古代社會對平民職業的基本劃分，包括士、農、工、商四個等級。春秋時代的文獻《管子·小匡》中記載：“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由此可見，當時已經存在著視“士農工商”為國家統治基礎的思想。不過，管仲所提出的“士農工商”，與后世的“士農工商”還是有所不同的。在《漢書·食貨志》序中有對士農工商的解釋：“士農工商，四民有業。學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東漢末期何休作《春秋公羊解詁》，該書“成公元年（公元前32年）條”對士農工商的定義也作了解釋：“古者有四民：一曰德能居位曰士，二曰辟土殖谷曰農，三曰巧心勞手以成器物曰工，四曰通財粥貨曰商。四民不相兼，然后財用足”。此外，在復原的《唐令·戶令》中也有對士農工商的解釋：“諸習學文武者為士，肆力耕桑者為農，巧作貿易者為工，屠沽興販者為商。工商之家不得預于士，食祿之人不得奪下人之利”。
眾所周知，大化改新后日本在模仿隋唐帝國身份制度的基礎上建立了帶有尊卑貴賤政治色彩的良賤身份等級制。那么，大化改新后日本是否也建立過以社會分工為基礎的等級劃分呢？在古代日本最為完備的法典《養老令》（718年修成、757年實施）中，沒有“四民”的記載。“四民”是作為江戶時代（1603—1867年）幕藩體制下的身份制度被人們所熟知。但實際上，在8世紀初期制定的《大寶令》中，可能已經出現了“四民”等級的劃分。
《大寶令》共有11卷，于大寶元年（701年）修成，第二年施行。《大寶令》現已散逸，但從《養老令》的注釋書《令集解》的“古記”（《大寶令》的注釋）中能了解其中的部分內容。《養老令·營繕令》“解巧作條”“古記”中的“一云”中有如下記載：“此是令巧作貿易為工，屠沽興販為商一種耳。”此外，根據《續日本紀》的記載，養老元年（717年）政府在指責當時名噪一時的僧人行基時寫道：“方今小僧行基，并弟子等，零疊街衢，妄說罪福，合夠朋黨，焚剝指臂，歷門假說，強乞余物，詐稱圣道，妖惑百姓，道俗擾亂，四民棄業。”毋庸置疑，《大寶令》的條文主要來源于《唐令》。雖然在《大寶令》中僅出現了“工”“商”的記載，但在《續日本紀》中出現了“四民”的記載，由此大致可以推測，《大寶令》可能同《唐令》一樣也存在“士”“農”的記載。換句話說，上述痛罵行基的文告中的“四民”一詞，應該是指士、農、工、商等級而言。也就是說，實際上在《大寶令》中可能存在過士、農、工、商身份等級的劃分，但在《養老令》里卻被刪去了。
從社會發展狀況來看，唐朝的工、商等級已經有了廣泛的發展。如《唐六典》“工部郎中條”的注釋里就有這樣記載：“少府監匠一萬九千八百五十人，將作監匠一萬五千人，散出諸州”，又說：“有缺則先補工巧業作之子弟。一入工匠后，不得別入諸色。其和雇鑄匠有名解鑄者，則補正功”。這說明少府監和將作監管轄下的大批工匠，分布在全國各地，而且可以補缺人員是非常多的。但是，日本的情況就不同了。《令集解》“別記”云：“鍛戶二百十七戶，甲作六十二戶，靱作五十八戶，弓削三十二戶，矢作二十二戶，鞆張二十四戶，羽結二十戶，桙刊三十戶。”這樣看來，當時日本的工匠是很少的。
古代社會士、農、工、商等級的劃分，從某種程度上說雖然蒙上了“農本商末”和“士貴商賤”這種尊卑貴賤的政治色彩，但實質上是以家業為基礎的具有明確社會分工的身份制度下的一種職業劃分。家業也稱作家產，它是以戶的獨自生產活動為主要內容，其財產一般掌握在家長手中，家庭成員人人有份。家業的觀念是在特定的階層萌芽的一種觀念，8世紀初期的日本社會與唐代社會的差別十分明顯。由于在8世紀初期日本社會發展相對落后，因此，這種家業的觀念，首先萌芽于王臣家與豪族層，而不可能是庶民之戶。即8世紀的日本社會尚未形成對家業觀念的普遍認識，也尚未到達以明確的社會分工為基礎的身份制社會，因此士、農、工、商等級只是在《大寶令》中短暫的存在，藤原不比等等人在養老二年（718年）撰寫《養老令》時，刪除了與日本社會的實際情況不符的士、農、工、商等級的劃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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