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人過清明節，總覺得有點兒不在狀態。“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春雨潤物，生機發動，人們的心情本該和杜甫一樣喜悅，又如何能找到“斷魂”的感覺呢？
清明不像除夕、重陽可以互祝快樂，也不像端午可以問候安康，那么我們到底該用什么樣的心情、營造什么樣的氣氛，去選擇清明節的正確打開方式呢？去處有疑問，來處是答案。就像愛國青年重走紅軍長征路一樣，只有尋根溯源，格物致知，探索它的源流枝節，才能發現清明節的本來面目，以及它豐厚的文化內涵。
一
“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唐代杜牧的《清明》這首詩，就像一個封存著陳年醇釀的精美瓷瓶，在歷史的江河中，漂流了千年之久，為神州大地暮春三月的清明時節，點染了無法消褪的憂郁色彩。“欲開未開花，半陰半晴天。”（杜牧《春日茶山病不飲酒因呈賓客》）在小杜的眼里心頭，清明多半是這個光景，就像他的英發俊爽然而功業未成的人生一樣。
北宋的晏殊心目中的清明，卻又是另一番景象：“燕子來時新社，梨花落后清明。池上碧苔三四點，葉底黃鸝一兩聲。日長飛絮輕。”（《破陣子》）天光明媚，人物悠閑，而且貴在干爽。同時，我們也看到了“清明時節雨紛紛”這一固定思維模式的反面例證，并由此推定，多雨并非清明的恒穩征候。
可是，當我們仔細品味相隔百年的兩位文壇巨匠的字句，又覺得晏殊沉湎的況味之中，似乎少了點兒什么。或許“杏花村”的綿柔芬芳，還是從杜牧的酒瓶里，透了出來。天地有陰也有陽，季節有春夏也有秋冬，人生有歡喜也有愁悶，這才是世相。清明，或許就是多姿多彩又多感的時節，百味協調，生機油然。
每年的農歷三月初一，公歷4月5日前后，我國各地的山山水水，就像是從乍暖還寒的料峭早春之中，徹徹底底地暖透了身心，爽爽快快地蘇醒過來，用彌漫于天地之間的柔情，迎接“清明”這個萬物奮發的時間節點。
“清溪一道穿桃李，演漾綠蒲涵白芷。”（王維《寒食城東即事》）“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蘇軾《東欄梨花》）廣袤的中華大地上，黃河中下游流域，柳棉如雪，繁花似錦。處于北溫帶的省份，冰河泛波，柳條放青，小草發芽。鮮潔清新的風光物態，從江南到塞外，悄然彌漫起來。繁盛的景象，在人們喜悅的目光中，漸次展開。
南國的晚春，山色空濛，水光瀲滟，平蕪遠樹之間，亭臺樓閣之側，處處如煙的勝境，牽動著紛飛的意緒。
北方的三月，杏蕾初滿，柳芽欲吐，潛鱗追逐暖陽，飛羽承受熏風，行人換上了輕裝，洋溢著盛會的情致。
這就是清明，天朗氣清，萬物繁生。空氣更純凈，物色更溫柔，陽光更明媚。
二
“清明”作為漢語詞匯最早見于《詩經》。“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詩·大雅·大明》）“清明”在詩中的意思相當于“治平”，國家政治有法度有條有理的樣子。“明”在這里的讀音，依據宋代吳棫的《韻補》，應該是“謨郞切（讀如忙）”。《韻補》例舉了《尚書》中的“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書·益稷》）、《楚辭》中的“暾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既明。”（《楚辭·九歌》）明、良、康、方、桑應該是押韻的，這就是佐證。我們對“明”字的這個讀音，也應該表示認同，縱觀此后兩千多年的歷史，大家也確實看到了，清明很忙。除此以外，“明”的字音都與現代漢語讀法一致。
“清明”還有“清澈明凈”“精神清朗”“天氣晴朗”等意思。而最為顯著的含義，就是“二十四節氣”之一的“清明”。
二十四節氣是中國古人的偉大發明。早在商朝時期，我們的先民就能夠利用土圭測量日影，以此確定了夏至、冬至、春分、秋分這四個最重要的節氣。所謂土圭，就是在地上直立一根桿子，以此觀察日影的長短。“土”近乎“簡陋”的意思，因為這個辦法確實非常簡單。周朝時，又增加了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四個節點。到秦末漢初，二十四節氣確立完備。西漢劉安的《淮南子·天文訓》中開始明確提出二十四節氣的概念。公元前104年，漢武帝任命鄧平等人，召集全國天文學家，商榷制定《太初歷》，把二十四節氣正式編入國家歷法。
《史記·歷書》中記述：“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丁，為清明，時萬物皆潔齊而清明，蓋時當氣清景明，萬物皆顯，因此得名。”“清明”作為節令稱謂，大約在東周到秦末漢初這段時間。有官方正式認定并載入史冊，則是從武帝時期的《太初歷》開始。
1935年之前，“清明”只是節氣名稱，從來沒有可與端午、重陽等節日地位等同的“清明節”。直至1935年中華民國政府明確規定4月5日為國定假日。
2007年12月7日，國務院規定“清明節”也就是農歷清明當日放假1天。2008年，清明節正式成為法定節假日，放假一天。2009年，又把假期改為三天。假期的長短，與節日地位的輕重成正比。
支脈融會，時代貫通，那些從古到今與清明相關的時刻，以及相關的民生鏡像，終于綰結起來，形成一條串聯中國風情的主線。這就是“清明節”的由來。
三
現代清明節的習俗，主要有上巳、寒食兩個源頭，而上巳節的歷史最為悠遠。
上巳節，又稱三月三，至今仍是中國南方少數民族沿襲不衰的傳統節日。古代采用天干地支紀日法，三月上旬的第一個巳日，被稱為上巳。兩漢的儒家學者認為，周王朝有“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周禮·春官》）的禮儀制度。東漢的經學大師鄭玄為《周禮》中的這句話做了注解：“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周禮注疏》）
《詩經》里面有一首《國風·鄭風· 溱洧》，繪聲繪色地描寫了一段女追男的情節。伶牙俐齒的女孩子，在三月上巳這一天，成功說服初次見面的憨厚青年，一起去河邊游玩，由最初的客客氣氣，迅速發展成親親密密。詩經時代的古人，情商智商，都不遜色于現代人。
南北朝時期的文學家沈約撰寫的《宋書》，引用了漢初的韓嬰為《詩經》做的注：“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拂不祥。”這是可以讓現代人注目觀賞的、定格在上古優美詩句里的、三月上巳的旖旎風情。
對于有抱負的士大夫而言，上巳又不完全是一場熱鬧的集會，更是一種不戚戚于貧賤、不汲汲于富貴的人生態度。孔子曾經讓每個學生暢談自己的志向，他的弟子曾皙這樣說：暮春三月，春裝縫制完畢，約上五六個成年朋友，帶上六七個小孩子，在沂水邊洗洗澡，再到求雨的高臺上吹吹風，然后唱著歌謠往回走。傳承西周的禮儀一直都是儒家的夢想，春裝意味著農桑經濟的正常，悠然的生活則說明天下太平沒有戰亂和災疫，而這一切又體現了儒者美好的情操。所以孔子對曾皙的人生追求，大加贊賞，甚至表示“和我想的一樣啊！”
《后漢書》里又說到了漢朝人過節的一個情景：“是月上巳，官民皆絜(潔)于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為大絜。”東西流向的江河，基本屬于主體水系，水神的地位更高一些，因此成為祈福儀式的首選。無論官方還是民間，都要在上巳這一天，奔赴當地的大江大河，洗滌身體上的污垢，祛除疾病，實現純潔的最高境界。這也就是鄭玄所說的“水上之類”。而鄭玄所說的“釁浴”，又反映了另一種現象，有一些沐浴的方式，是仿照用人畜的鮮血涂抹鐘鼓，不太像是美容健身的心態，更像一種原始的宗教儀式。即使在同一個時代，同樣的風俗，不同的人做起來，也呈現著不一樣的風情。
到了魏晉時期，上巳節的時間被固定到三月初三。求神祈福的嚴肅性、在身體上的各種涂抹，從這個時候起，幾乎完全被水邊的宴樂、郊外春游、青年男女的集會所取代。從前的那些“務實”的古老風俗，順應了人性對歡樂的需求，也隨著社會文明程度的提升，漸漸地被娛樂化了。名義上還是“祓禊”“修禊”，內容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上巳節最值得一提的娛樂活動是“曲水流觴”，歷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曲水流觴”是王羲之參與的蘭亭集會。人工修筑的曲曲折折的小渠，從豐沛的溪流引水，有專人將酒杯、瓜果之類從上游放下，任其漂流。眾人的座位參差錯落排列水邊，漂流過來的酒杯伸手可取。大家一邊飲酒，一邊吟詩作賦歡笑言談，一邊觀賞附近的山光水色。“天朗氣清，惠風和暢”（《蘭亭集序》），人與自然、風俗與文化，已經達成最美妙的契合。王羲之受命作序，即興揮毫，天資靈感、環境稟賦，全部匯入他的筆端，因此留下了古往今來最美的行書。
“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杜甫《麗人行》）在唐代，上巳節很受重視，修禊儀式、郊游踏青、水邊宴飲，都是重要的娛樂項目。從宮廷到山野，從皇帝到平民，每逢三月三日，就像接到了統一的號令，每個人都會熱情洋溢起來。
從宋朝開始，作為漢民族的上巳，個別習俗雖有延續，要么是少數人的愛好，要么是臨時起意，聊復爾爾，再也沒有先秦與漢唐的盛況了。
四
“清明寒食好，春園百卉開。”（韋應物《寒食》）關于寒食節的起源，在邏輯上，可以推斷為周王朝的防火制度。在感情上，中國人更愿意接受介之推的故事。
介之推的故事有幾種版本，其中《介之推不言祿》是正史《左傳》里的名篇，說的是晉國公子重耳在國外流亡了十九年之后，歸國即位，史稱晉文公，是很有作為的一代霸主。他歸國之初，賞賜曾經共患難的隨從大臣，唯有介之推對自己的奉獻閉口不談，因此他也就沒有得到相應的待遇。按《左傳》的說法，“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俗話說，寧落一屯莫落一鄰，重耳偏偏把一個功臣給忘到腦后去了。介之推難免有些情緒，回家之后跟老母親說起此事，在母親的啟發之下，介之推想明白了，重耳貴為王儲，歸國即位理所當然，并不是臣下能夠左右的事情，大家為此爭功是可恥的，自己雖然不爭，心里畢竟沒有做到完全放下，推究起來也不光彩。于是就帶著老母親，到綿上這個地方，在深山里隱居起來，至死都沒有出山。晉文公得知此事，十分自責，就把綿上的田產作為祭奠的封地，用來銘記自己的過錯，表彰介之推患難與共的功勞和廉潔正直的美德。
還有一種傳說，公子重耳流亡時候，因為沒有食物即將餓死，介之推把自己腿上的肉割下一塊，烤熟了獻給主君，公子重耳為此感激涕零。介之推逃入綿山之后，晉文公因為找不到介之推，萬分焦急，有人給他出主意說，只要放火燒山，介之推總不能讓自己和母親燒死，就會自己出來了。晉文公信了這人的話，沒想到放火之后，整個山林焚燒殆盡，介之推也沒有現身，最后在一株燒焦的柳樹下面，發現了介之推母子的骸骨。晉文公非常傷心，把他們母子葬于綿山，修建祠廟，并下令在介之推遇難的這一天，禁止用火，舉國寒食。
《后漢書·周舉傳》中記載，周舉任并州刺史時，太原郡內，有介之推焚骸、龍禁之忌等舊俗，人們都說神靈不喜歡看到火光，因此各家百姓都不敢提生火做飯，要吃一個月的冷食。體弱者往往因此生病死亡，周舉果斷采取措施，移風易俗，把禁火時間改為三天。
當地人始終認為，這就是寒食節的來歷，也是寒食節這一天必須掃墓祭祖的原因。寒食節至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它的文化內涵，也在逐漸發生變化。介之推為人的忠貞、誠摯、無私，個人品質的高潔，始終感動著每一個中國人。他不再是一個傳說，實際上他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無法磨滅的精神象征。對介之推的紀念，就是對高尚道德情操的崇敬。后人也將從歷史的經驗教訓中，感悟為人處世的方法，學會如何對待感情和利益，懂得體察別人的內心。
關于寒食的另一個“合乎邏輯”的說法，也有積極的意義。《周禮》中記載：“中春，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火禁的理由是“為季春將出火也，火禁，謂用火之處及備風燥。”“出火”是按照當時古人觀測到的天文現象，“三月昏時，大辰星在卯南見，是火星出。”火星出就容易發生火災，所以要禁火。這是古代春分時候禁火的制度，三月發現火星異動，負責掌管火種的官員，就要搖著木鐸，提醒居民，天干物燥小心火燭。這是古人的防火意識。
其實，古代的寒食風俗，從它產生的時候開始，在人們的意識之中，就包含著兩個觀念：緬懷先賢，注意安全。
由于寒食時間跨度太大，乃至于影響到生命健康，從魏晉時期開始，國家就頻頻發布敕令，嚴加限制。
因為寒食與清明只相隔一天，為了淡化寒食節中的陋俗，到了唐代開元年間，敕令“寒食清明，四日為假”。大歷年間又發布政令，“自今以后，寒食通清明，休假五日。”到了貞元六年，國家明確規定，寒食和清明，參照元日節，前后各給三天假期。至此，寒食節與清明節合二為一，寒食節的內容，除了祭掃之外，其他部分多半已經名存實亡。換句話說，在這段時間吃低溫食物，都屬于個人興趣，不再是傳統規矩。
從寒食風俗的變遷過程中，也可以總結出這樣的歷史規律：對人民有益的，必然興旺；對人民有害的，終將消亡。
唐宋以后的清明節，不但取代了上巳和寒食，而且兼收并蓄了這兩個節日的所有內容，雖然尚未出現“法定”的清明節，然而作為源頭的舊俗，基本上被邊緣化了。“東風節氣近清明，車馬爭來滿禁城。”（張籍《喜王起侍郎放牒》）掃墓、踏青、蹴鞠、蕩秋千、放風箏、種樹，差不多都是清明該做的事情。“晴風吹柳絮，新火起廚煙。”（賈島《清明日園林寄友人》）一切都是屬于清明的風景。
五
如果從美學的視角審視古代文化，還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那就是越古老越不常見，有時候反而讓人悠然神往，就像今天的人們，被現實生活圍困得太久，越來越惦念傳統風俗一樣。曲水流觴，禁火取火，想象之中，仿佛鑒賞陳年的普洱，拂面的古風，悄然吹送著來自悠遠時空的芬芳。即便是宋朝的蘇軾，或許也有過類似的意想。
蘇軾被貶謫到黃州的第三年，也是一個季春三月，他度過了一個最心酸也最珍貴的寒食節。這天，他寫了兩首五言詩：
自我來黃州，已過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兩月秋蕭瑟。臥聞海棠花，泥污燕支雪。暗中偷負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頭已白。
春江欲入戶，雨勢來不已。小屋如漁舟，蒙蒙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燒濕葦。那知是寒食，但見烏銜紙。君門深九重，墳墓在萬里。也擬哭途窮，死灰吹不起。
作為唐宋文壇巨匠，蘇軾是一位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這兩首《寒食詩》，寫盡了人間苦楚，也彰顯了他奇偉瑰麗的文筆。他親筆書寫的詩稿，一氣呵成的行書，從凄楚蒼涼的境遇中超脫出來，驚鴻游龍一般，恣意揮灑，飛騰變化，又始終保持著溫潤與高雅。這就是舉世聞名的《寒食帖》，九百多年以來，即便是觀賞其拓片，仍然可以感受到，如玉君子高賢大德內在精神的光芒，讓人驚艷，讓人感嘆，讓人不忍碰觸。這就是蘇軾的力量，飽蘸英雄血淚，給漸趨冷淡的寒食，打上了一縷溫暖明媚的陽光，再也無法移開代代后人的視線。
萬物的盛衰，雖說是修短隨化，卻也未必終歸于盡。總有某種精神，就像熠熠的星辰，永恒地存在著，等待某一次不經意間欣然偶遇的人。一如王羲之、蘇軾在中華文化的天空，留下的璀璨痕跡。
上巳節的淡出，寒食節的融入，清明這個節令，顯得越來越重要。作為先秦至今的文化景觀，獨樹一幟的清明，該怎樣去實現最好的揚棄和包容呢？從遠古到當代，圍繞著清明節的文化習俗，有變遷也有綿延，這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源流。“清川無盡時，學者有常態”，中國人的清明節，有哀思，也有歡笑。有緬懷，也有展望。寄托了一己的康樂，也有關乎國家天下的夢想。
美好的時代已經到來，傳統的風俗放射出新的光彩。只要我們夠努力，只要我們夠珍惜，一切祈愿，都指日可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