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中國近現代史的人都知道，江西瑞金也曾經是首都。1931年，在大大小小的軍閥圍追堵截中，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就在這里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正式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從此直到1934年紅軍踏上長征之路，四年的時間里瑞金始終是這個政權的中央政府所在地。
當年中央政府的舊址今天已經保護起來，是一處兼有紀念與教育性質的特色建筑。比起同時代南京總統府的氣派與森嚴的壁壘，蘇區中央政府可謂局促、簡陋加寒酸：
一座木結構的三米高的禮堂，里邊擺幾張木凳子，就是中央領導開會的地方；兩間后門相對相通的土磚房，一間是財政部一間是中央銀行。而且這個中央銀行是能夠辦理個人業務的，幾尊舊社會老百姓打扮的塑像正在排隊，隊首之人半彎下腰探身對著窗口，或許是在和銀行職員交流；最有意思的當屬中央銀行的金庫，在一間頂多十平米的低矮房間里，墻角是一橫一豎兩排貨架，一架上堆著紙幣和硬幣，另一架上則放著耀眼的金條。
當然今天這里擺的金條是復制品，但在將近九十年前這里擺的可是真金白銀。考慮到這些房子很多還是租的，有當地居民作為房東同住，這個志在解放全人類、最低也要解放全中國的政權就這樣對自己的核心資產不太設防，讓周圍每天要下地種田的居民們住在這些財富的隔壁，夸張點說就是睡在金山上。
放眼全世界，這是多么罕見的特例；回顧人類歷史，這又是怎樣的氣魄與胸襟！
財富分配問題是貫穿整個人類歷史的核心問題。自從人類擺脫矇昧狀態、建立國家以來，為自己謀取利益始終是打著形形色色旗號的統治者要關心的重要問題，聚斂財富也是一代代統治者內卷的重要領域。無論在哪個國家，國家銀行和財政部在普通人心中都是高大上的象征，作為其資產所在地的金庫更是重兵把守。解放戰爭中的長春圍城戰中，守城的國民黨軍隊就把銀行地下室作為自己的司令部所在地，原因是看中了這里適合防御的厚厚的內外墻。對他們來說，財富要和老百姓隔絕開來，藏的越深越安全。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金庫則相反，那幢低矮的土磚房不僅象征著這個政權對人民群眾的信任，更說明了這個政權的理念，重視的不是冷冰冰的財富而是活生生的人。勝利完成長征后，中國共產黨保持了這一優良作風，中央領導人在延安住的是和老百姓一樣的窯洞，掌管千軍萬馬的領導人隔壁睡的就是他們的房東，再普通不過的老百姓。
這種重視人勝過重視財的理念又能追溯到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在那個人類工業化加速推進、工人被視作機器附庸的年代，馬克思恩格斯為工人說話，指出人類勞動才是創造財富的源泉，沒有人類勞動的機器什么都不是。
對財富的淡然是全世界共產黨人的共性之一。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巴黎公社建立后，占領了全巴黎卻沒有干涉里邊的法蘭西銀行辦業務，作為領導者的委員們給自己定的年薪則是六千法郎。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被他們推翻的梯也爾和梯也爾之前的拿破侖三世給自己定的年薪都是三百萬法郎，各是公社委員的五百倍，兩人更比千人強。
如果能坐時光機穿越回去，我們就會看到將近九十年前那一尊尊塑像背后的活人。當蘇區的老百姓可以去國家銀行辦業務、可以茶余飯后在國家金庫前散步，與之相比幾百公里外的南京國民政府金庫就是壁壘森嚴，那么這場斗爭的勝負與中國歷史的走向我想大家都不難判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