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琦（公元1008—1075年），字稚圭，號贛叟，相州安陽縣（今河南省安陽市）人，北宋政治家、著名將領。韓琦輔佐三朝，擁立二帝，運籌帷幄，勤政愛民，一生功勛卓著。《宋史》記載他“與富弼齊名，號稱賢相，人謂之‘富韓’”。歐陽修贊其“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
弱冠中舉 直言敢諫
北宋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韓琦出生于世宦之家。自幼父母早喪，在兄長們的呵護下長大成人。他性格沉穩、善于觀察、聰慧過人、胸懷大志。
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韓琦憑借淵博的學識和卓越的才華脫穎而出，以第二名的成績考中了進士，虛歲年方二十，史稱其“弱冠舉進士”，從此走上了仕宦之途。他歷任通判、推官、右司諫、安撫使等職，慶歷新政時期在朝任樞密副使。
盡管仕途順利，但韓琦對朝政并不滿意。當時，在外有遼、夏威脅的緊急情勢下，當朝權貴不思進取、茍且偷安。因此，他提出不少意見和建議，有些甚至是激烈的批評。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韓琦自請外任地方，然而未能成行，于八月留拜右司諫。在擔任諫官的三年間，他敢于犯顏直諫，多次舉薦賢良，“明得失、正紀綱、親忠直、遠邪佞”是其諫言的主要內容，前前后后共上奏七十多次。他的諫言多被朝廷采納，尤其以寶元元年（公元1038年）所上《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最為知名。
當時，西夏元昊侵占邊境諸州建立西夏國，西北地區很可能再起事端，外加河東地震頻發，民生多艱，承平日久的大宋王朝承受著前所未有的壓力。而當朝宰相王隨、陳堯佐及參知政事（副宰相）韓億、石中立四人，位居高位卻玩忽職守、劣跡斑斑，引得朝野上下議論紛紛，百姓怨聲載道。一向直言敢諫的韓琦見狀義憤填膺，上《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疏，指責四人平庸無能，痛陳大宋八十多年的太平根基決不能任由平庸的臣子肆意毀壞。仁宗看后深受觸動，一天之內，將當朝權力最大的四位重臣同時免職，朝野震驚，韓琦也因“片紙落去四宰執”而名揚京師。
不僅如此，韓琦還上奏彈劾莊惠皇后的弟弟楊景宗。仗著自己皇親的身份，楊景宗橫行霸道、不顧禮儀，還在宮殿內醉酒喧嘩。韓琦奏請皇帝懲處，以維護國家禮法。最后，楊景宗被下放到兗州（今山東兗州）做兵馬總管。
除了彈劾權貴，韓琦還勇于揭露官場腐敗現象。他嚴厲抨擊了當時“貨賂公行、假托皇親”的社會現象和“僥幸日滋，賞罰倒置，法律不能懲有罪，爵祿無以勸立功”的腐敗作風，提出了減省冗費、裁撤虛職的建議。當時，朝廷常常因戰爭開支過大而財政困難。韓琦建議降低軍費開支，提高稅收征收效率，采取措施緩解財政壓力。盡管這些措施會觸及一些貴族的利益，但韓琦從國家社稷安危出發，積極提出解決方案。見此情形，名相王曾稱贊他：“如今上奏之人言辭不激烈，有許多擔心和顧慮，對皇帝政德又有什么用呢？像你一樣上奏，可以說是切中時弊而又不迂腐啊！”王曾從不輕易夸獎人，對韓琦卻十分贊許，韓琦也因此大受鼓舞。此后，他因政績突出被任命為知制誥，直接為皇帝擬寫昭告。
戍邊衛國 恪盡職守
寶元三年（公元1040年）正月，李元昊帶領西夏大兵進犯北宋邊境，北宋軍隊與西夏騎兵交戰于三川口，宋軍大敗，與夏相鄰的陜西形勢吃緊。仁宗聞訊，急忙任命韓琦為陜西安撫使，東上閣門使符惟忠為陜西安撫副使，前往西北前線。軍情緊急，韓琦不敢怠慢，即刻啟程，與符惟忠棄轎乘馬，一路快馬加鞭，日夜兼程到達前線后立即投入戰備工作。他們白天馬不停蹄巡視防御工事，夜晚召開軍事會議分析戰局。經過考察，韓琦令當地將帥限期修浚城池，又仿效河北前線防御遼國軍隊的做法，在陜西普遍建立烽煙報警系統。這樣一來，烽煙一起，宋軍立刻就能進入防御狀態。
同年九月，李元昊親率大軍攻打韓琦所在的鎮戎軍城。韓琦毫不畏懼，不顧自身安危，率領大軍出擊西夏軍事要地——白豹城，并在撤軍途中埋伏，成功伏擊西夏追兵，取得白豹城大捷。得知白豹城失守，李元昊急忙宣布撤軍。
慶歷二年（公元1042年），韓琦任陜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屯駐涇州（今甘肅涇川）。當時在陜西駐守的軍隊大部分自禁軍宿衛而來，不耐勞苦，韓琦奏請增添兵力，又修筑工事，以作為蕭關、嗚沙道路的屏障。
此時，李元昊依靠契丹作為外援，強行向宋索要邊境土地，貪得無厭，宰相晏殊等人力主求和，一味妥協退讓。韓琦上疏陳述這樣做的害處，提出了七條建議——清政本、念邊計、擢材賢、備河北、固河東、收民心、營洛邑，接著又陳八事，作為“救弊之術”，即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抑僥幸、進有能之吏、退不才之官、去冗食之人、謹入官之路。面對北宋中期積貧積弱的國勢，韓琦提出的這些改革措施，特別是整頓吏治的主張，切中時弊。仁宗對此十分贊賞并全部采納。于是韓琦宣撫陜西，招兵買馬，討伐平定了盜匪張海、郭邈山。隨后，他又全面修筑鄜延地區的城防工事，等到敵人將所侵占的土地全部歸還后，才同意議和。
當時，韓琦與范仲淹同任陜西經略招討安撫使，攜手戍邊，成為敵人聞風喪膽的著名軍事統帥，西夏人懼怕他們，邊境的民眾頌揚他們。由于兩人守邊時間最長，人心歸服，致使韓、范所管轄的邊境很少遭到敵人侵犯，即使偶有進犯也常使西夏之敵丟盔棄甲、大敗而歸，邊關局勢安定祥和。邊民無不愛戴韓琦，連敵人也對他敬畏有加：“遼使每過境，必先戒其下曰：韓丞相在此，無得過有須索。”邊關塞上還流傳著一首歌頌韓琦、范仲淹戍守邊疆、抵御外敵英勇事跡的歌謠：“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
此時的韓琦，年甫三十，天下人尊稱他為“韓公”。韓琦與范仲淹共同防御西夏，名重一時，時稱“韓范”。多年后，韓琦做宰相時，他對西夏相關事宜的處置，仍令西夏使臣震悚、嘆服，稱其是一位真正的賢相。
勤政愛民 大度容人
為官一任，造福一方。韓琦心懷仁愛、愛民如子，所到之處百姓安居樂業。
早在寶元三年（公元1040年）韓琦赴西北戍邊之前，四川遭遇嚴重的旱災，仁宗任命其為安撫使，前往四川救災賑災。四川各地有儲備糧倉，然而沒有皇帝詔命，任何人不得開倉取糧。韓琦到達后，看到流離失所的百姓，不等仁宗詔命，立即命人開倉放糧，把官府常平倉內的糧食全部發放給當地百姓，并且在各地施粥，解決百姓的吃飯問題。此時恰逢仁宗的次子出生，全國各地都進獻寶物，以慶祝皇子誕生。而韓琦卻拒絕進獻寶物，他認為四川本是災區，此時哪能再向民間索取？之后，韓琦又裁撤官員、縮減開支、減免稅收、嚴懲貪官，使得一百九十多萬災民得以平安度過大旱之年，四川百姓感激涕零。
韓琦雖然功勛顯赫、地位尊崇，卻毫不驕縱，為人謙遜大度、賢良方正。宋仁宗時期，范仲淹推行慶歷新政，遭到了反對派的攻擊和排擠，被貶出京城。盡管韓琦在政治上與范仲淹意見不合，但他仍然認為范仲淹正直、有才干，上書極力為范仲淹辯護，指出范仲淹的改革舉措是為了國家和黎民百姓的利益著想。
韓琦任北都的行政長官時，他的親戚獻給他一只玉盞，說是鄉間農民從一座荒廢的墳墓里得到的。玉盞內外光潔無瑕、巧奪天工，堪稱無價之寶。韓琦非常喜歡這只玉盞，并用百兩黃金答謝了獻寶之人。有一次，韓琦設宴招待下屬官吏。在宴席上，他拿出玉盞供大家賞玩，并打算用這只玉盞斟酒。沒想到，一個小吏不小心碰倒了桌子，玉盞摔得粉碎，在座的客人都驚愕不已。小吏趴在地上瑟瑟發抖，然而韓琦并沒有動怒，反而笑著對在座的賓客說：“無妨無妨，再好的東西也有破損的時候。”又回過頭對那個小吏說：“你只是不小心，并不是故意的，有什么罪呢？”他的寬容大度讓在場的客人都嘆服不已。
熙寧四年（公元1071年）二月，朝廷改授韓琦為永興軍節度使，被他推辭。后韓琦又屢次上表請求致仕，均未獲得皇帝批準。直至熙寧八年（公元1075年）五月，他被再度授為永興軍節度使，但因病重，已不能就職。同年六月，韓琦病逝于相州官邸，終年六十八歲。相州百姓聞訊無不落淚。訃告送至京城，宋神宗失聲痛哭，悲痛難忍，輟朝三日，并下詔允許韓琦配享英宗廟庭，特贈尚書令，賜其謚號“忠獻”，隨后又為其筑墓，并親撰墓碑。
《韓魏公集》評價韓琦，“功存社稷，天下后世，兒童走卒，感慕其名”。他腹有詩書、胸懷大志，在地方，禮賢遠佞、勤政愛民，百姓安樂富足；守邊疆，身先士卒、屢建奇功，邊境安寧穩定。他為人豁達、能文能武，雖戰功赫赫卻不矜功自夸，無愧為三朝賢相、社稷功臣。
（本文原載于《前線》雜志2024年第8期。作者簡介：楊樹粉，北京聯合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章林，北京聯合大學北京政治文明建設研究基地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