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奧巴馬贏得美國總統選舉后曾表示，組建特性鮮明的多元團隊至關重要。他認為，歷史證明，白宮容易陷入集體迷思，所有幕僚都人云亦云，沒有激烈討論，沒有不同意見。奧巴馬信誓旦旦地表示，白宮應該是一個歡迎不同聲音辯論的場所。如今，奧巴馬執政生涯接近尾聲，回望其任內的美國對外決策機制和流程，當年的豪言壯語似乎已拋之腦后，白宮對外決策原本存在的問題沒有改善，還被烙上奧巴馬獨有的印記。
奧巴馬任內對外決策機制最大的特點或者遭人詬病的問題是過度依賴“小圈子”成員。就在奧巴馬決心鼓勵白宮加強辯論的同時，他任命了兩組反差巨大的團隊處理對外決策。第一組成員都是政壇老手，有能力幫助這位外交經驗有限的年輕總統穿梭世界廣袤的舞臺，駕馭國內復雜的機構，成員包括約瑟夫·拜登、羅伯特·蓋茨、希拉里·克林頓、詹姆斯·瓊斯、萊昂·帕內塔等。第二組成員相對年輕，包括蘇珊·賴斯、丹尼斯·麥克多諾、馬克·利珀特、本·羅茲等。兩組人馬因觀點不同而時常關系緊張、針鋒相對，但隨著第一組人馬逐漸離開奧巴馬政府，第二組成員成功在總統身邊組建了“小圈子”，捍衛了在對外決策運作體系中的地位。
“小圈子”成員具有兩點明顯共性。一是代際特點鮮明。核心決策團隊成員如賴斯、麥克多諾、羅茲、利珀特等人出生于20世紀60年代之后，認為自己代表了越戰后的新一代，而且大多在冷戰結束后才正式進入職場。二是“小圈子”成員多出身競選團隊。奧巴馬競選之初，賴斯、麥克多諾、羅茲等人已在其身邊形成核心外交政策團隊。奧上任初期便將這些人安排在重要崗位，通過他們制定外交政策，與相關部門打交道。
上述兩點特征導致奧巴馬對外決策相對較為務實，追求實效，意識形態色彩較為淡薄，更容易采取一些有別于傳統外交的手法。同時，團隊成員“忠心耿耿”協助總統實現競選承諾和目標，與所謂“敵人”或“敵對國家”緩和關系，糾正小布什政府對“9·11”事件的過激反應等。如此次奧巴馬派遣操刀美古緩和談判的重要官員之一便是“小圈子”成員羅茲。然而，“小圈子”排外性日益增強，其封閉性導致團隊易陷入“集體迷思”。他們在政策上基本保持一致，決策策略更像一支競選團隊，常以國內政治視角考慮國際政策選項，造成白宮與國防部、國務院在是否打擊敘利亞、回應“棱鏡門”事件、處理烏克蘭危機、應對當前“伊斯蘭國”極端勢力等問題產生分歧。
“小圈子”的成員多以在國安會任職的幕僚為主，這導致了國安會在美國對外決策機制中的異化。1947年國安會創立的初衷是成為高層外交與國防政策協調中心，協助總統謀劃統籌有關國家安全的國內、國外和軍事政策。在奧巴馬任內，國安會規模不斷擴大，卻無法發揮政策協調的核心職能。首先，國安會存在規模大、效率低的致命缺陷。由于賴斯的權力膨脹，其領導下的國安會成員已擴至約400人，但仍然無法有效處理從國務院、國防部等“搶奪”過來的任務。目前，賴斯已經意識到這一問題，表示要裁減人員，提高效率，可為時已晚。
其次，國安會會議形式大于內容。奧巴馬任內，國安會會議頻繁召開，其執政前四年，僅常務副部長級會議就召開一千余次，平均每一天半就召開一次。盡管如此，會議協調作用有限，大多決策仍必須由總統最后敲定。此外，“小圈子”成員享有接近總統的“后門”渠道，“小圈子”內部例會比正式的國安會機制更能左右決策方向。
最后，各部門在國安會的人員配置級別不夠，難以推動各具體部門執行政策。國安會低層級委員會如政策協調委員會成員往往并非各部門“一把手”，在本部門權力有限，難以監督或推動總統決策在各自部門的實施。如果總統決策與部門利益相違背，或者影響個人政治前途，實施阻力更大。因此，大部分官員更愿意在國安會積極推動本部門利益，卻不愿意返回各部門后及時宣傳和落實總統決策。
事實上，奧巴馬依賴“小圈子”和國安會更能體現他對外決策的個性特點，即牢牢把握決策主導權，因為說到底，“小圈子”對奧巴馬知根知底，屬于“志同道合”的一批人，難以提出與奧巴馬思想截然不同的突破性建議，而國安會完全則按照總統的執政風格貼心打造，從本質上看就是規模龐大的“總統班底”。即使國安會提出與奧巴馬想法不同的建議，被采納也并非易事。2013年3月，國安會向奧巴馬提出建議，應向敘利亞反對派武裝提供非致命性武器裝備，得到國防部、國務院、中情局和副總統支持。奧巴馬卻“一意孤行”，沒有采納建議，堅持了自己提出的外交策略，由此可見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