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執政以來在外交領域動作不斷，從各種“退群”到搬遷美國駐以色列使館等。有人將之與前任奧巴馬相比，認為特朗普已帶領美國外交走上另一條道路，“美國優先”實為“美國獨行”。
但仔細分析當前美國外交戰略邏輯，其大體上還是對奧巴馬時代的延續，只是在方式方法上更加簡單粗暴，剝去了過去那種“自由主義外衣”。特朗普追求的“非自由主義霸權”依然強調霸權護持，正如奧巴馬2014年在西點軍校演講時所言，“美國必須一直是世界舞臺的領導”。
從美國對外戰略的大周期看，因受金融危機和兩場反恐戰爭拖累，美國仍處于國力相對衰落的下行通道，這決定了特朗普的對外戰略收縮與奧巴馬時期并無本質差異。奧巴馬時代的美國外交可用“不做蠢事”來概括，通過巧妙調動資源、避免浪費的方式維持美國霸權，主要體現在慎用武力、倡導多邊主義、以“巧實力”推動價值觀外交、“背后領導”發動盟友、針對敵對國家采取“伸手外交”等。
特朗普看似“蠢事做盡”，但實際卻是美國對外戰略收縮態勢下的另一種被動反應。無論逆全球化、反多邊主義，還是重塑地區盟友、攪亂原有格局，都是企圖以美國狹隘國家利益為出發點，阻斷其他國家“搭便車”的路徑，集中精力與資源追求“互惠與對等”。除了延續奧巴馬時期的“節流”外，他更強調為維護美國霸權而“開源”。
在戰略收縮的大背景下，特朗普也延續了奧巴馬時期的戰略重心東移。在中東地區，奧巴馬致力于結束反恐戰爭，從伊拉克撤軍，制定從阿富汗撤出的時間表。特朗普雖提出“阿富汗新戰略”“伊朗新戰略”等，但并無新突破，他不愿將過多資源投入中東。
在歐洲，奧巴馬開啟真正從歐洲政治和外交事務中后撤的進程，在利比亞戰爭中倡導“背后領導”，在烏克蘭危機中將斡旋的主要任務下放給法德，敘利亞危機中未能兌現“紅線承諾”。特朗普則變本加厲，不僅對歐洲內部危機不聞不問，甚至以負面干涉歐洲內政的方式支持英國脫歐、結交民粹主義政黨領袖，并在經貿議題上屢屢施壓，在安全議題上利益置先、責任置后。
美國在中東和歐洲有計劃的戰略撤出，目標在于將更多資源轉向亞太或所謂印太地區。盡管目前印太戰略更多停留在概念層面，也缺乏TPP這樣的重要經濟支柱，但美國將軍事力量持續向印太轉移、加強美日澳印四國聯動足以表明，其繼續推進戰略轉向亞太的決心和態勢并無改變。
不過，特朗普在如何維持美國霸權以及續推美國戰略的方式方法上，確實與奧巴馬不同，其做法源自國內政治不穩的壓力，而對外釋放國內壓力的結果則將造成國際秩序新的不穩。
一方面，特朗普更強調外交政策調整以國內政治為依據。奧巴馬時期，美國在國內議題上“向左走”，長期被忽視的“老白男”群體成為特朗普的鐵桿選民，他們對美國社會、政治、經濟現狀的不滿，成為特朗普政府在外交政策上改弦易轍的內部推動因素。美國當前在經貿、全球治理和集體安全上的自私自利，無不折射出其國內洶涌的民意和需求。
另一方面，特朗普認為未來維護美國的安全和繁榮，應不受國際制度約束。這一行事方式顛覆了二戰以來美國外交中占據主流的威爾遜主義，美國轉而認定全球事務是一場競爭性博弈，不再重視打造以美國為中心的、穩定的國際體系。
可以說，奧巴馬時期是美國戰略收縮的過渡期，特朗普執政下的美國才迎來真正的戰略收縮，二者之間并不存在斷層。不過，奧巴馬和特朗普都無法推出能指導美國數十年的大戰略，其對外政策更像是對自身處境的被動反應和戰術調整，不斷向外界釋放出模糊不清和令人困惑的信號。
（原文發表于《環球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