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國海軍第二艦隊再度“復活”，并在冷戰時期美國海軍指揮部——諾福克軍港舉行相關儀式。此前，美國已相繼宣布組建太空軍，設立陸軍未來司令部，這些都成為第二艦隊的“再就業”是美國繼續擴張軍力的縮影，不免讓人聯想起前段時間美國通過的2019財年《國防授權法案》。從2010到2017年，美國國防預算經歷七連降，從6910億美元一路減少到5740億美元。但是，美國總統特朗普執政后，軍費調降的局面立刻扭轉。
特朗普簽署新版《國防授權法案》增長美國軍費開支是有其發展軌跡的。特朗普在執政以后很早就提出了強軍政策。“以實力求和平”這一口號與里根時期所提出的如出一轍。美國因此，2018財年《國防授權法案》的軍費開支達到7000億美元，已為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以來最高，2019財年在此基礎上則繼續增加至7160億美元。
軍事上的“高歌猛進”只是特朗普時代美國對外政策調整的一部分。在經貿和外交領域，特朗普以“美國優先”為主導，采取了與前任總統奧巴馬截然不同的方式。比如如在經貿上，特朗普牢牢抓住“公平”二字，在處理對外政策時更強調“經貿當先”，其調整的最大特點是競爭性、功利性上升，合作性、讓利性下降。特朗普甚至不再用戰略眼光看待歐洲、日本、加拿大等盟友，而更多從經貿上是否“公平、對等”去審視。特朗普得出的結論是，即便是盟友，也未必是美國經貿上的合作伙伴，而是撈取美國實惠的“搭便車者”，甚至是“美國優先”的絆腳石。
在重軍事、調經貿，重利益、調責任的對外政策特征背后是特朗普堅定執行“美國優先”的戰略邏輯。特朗普打著“美國優先”的旗號執政，在2017年首訪中東、歐洲時提出“有原則的現實主義”，作為外交領域落實“美國優先”的核心概念。2017年底，美國白宮出爐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對“美國優先”和“有原則的現實主義”進一步解釋，其核心要義在于，當前美國對外政策將以國家利益為準繩調整，國家經濟安全將在國家安全中置于首要位置，對外政策調整也遵循這一總原則。
因此，特朗普執政后，美國對外政策“怪象連連”。軍費增長不符合世界和平與發展主流，經貿上頻頻施壓不符合美國與盟友關系，外交上屢屢“退群”不符合美國維護國際秩序責任。美國國內學者對特朗普這樣的對外戰略批評不斷，有的稱之為“非自由主義霸權”，還有的稱其為“流氓超級大國”。
然而，無論是“非自由主義霸權”，還是“流氓超級大國”，實際上都點出了特朗普政府對外戰略的真正目標仍是維護霸權或者超級大國地位，只不過讓這些學者難以接受的是，美國實現這一目標的方式卻變為“非自由主義”與“流氓行徑”。
特朗普政府的種種行為是根據戰略目標、國際形勢、美國國力所做出的現實調整。在特朗普眼中，為了繼續維持霸權，在當前大國競爭和地緣政治博弈全面回歸、美國國力相對衰弱的情況下，奧巴馬那一套“自由主義”原則指導下的對外戰略已經不再適用，光靠多邊主義和制度主義無法實現美國維持霸權的戰略目標。
不過，特朗普的政策調整并不意味著對“奧巴馬主義”戰略的徹底顛覆。特朗普和奧巴馬都處于美國對外戰略收縮的大周期。奧巴馬時代的美國外交通過巧妙調動資源、避免浪費的“節流”方式維持美國霸權，主要體現在慎用武力、倡導多邊主義、以“巧實力”推動價值觀外交、“背后領導”發動盟友、針對“敵對國家”采取“伸手外交”等。
特朗普的對外政策調整實際上依然是美國對外戰略收縮態勢下的被動反應。無論是提升軍費、經貿施壓、反多邊主義，都是企圖以美國狹隘國家利益為出發點，合理配置有限資源，阻斷其他國家所謂“搭便車”的路徑，并集中精力與資源追求“互惠與對等”，為維護美國霸權力求“開源”，而不僅是奧巴馬時期的謹慎“節流”。
（原文發表于海外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