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三年戊辰二月初四，皇帝啟鑾東巡，“祭闕里秩岱宗”。途中，乾隆皇帝“得詩八韻”，但見得威儀天下——“千官紛祖餞，萬騎擁旌旗。”
乾隆十三年，即公元1748年，這是乾隆皇帝首次登臨泰山。據《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二月二十九日至三月初一日，乾隆皇帝連續三日詣碧霞宮拈香祈福。就此番東巡的緣起，頒于乾隆十二年丁卯六月初一的上諭中已然備述。“奉圣母皇太后懿旨：泰山靈岳，坤德資生，近在魯邦，宜崇報饗”當是一大來由。
“泰山者，萬物之始，陰陽之交，眾岳之宗。”在《重修碧霞元君廟碑記》中，乾隆對這座神山極盡尊崇之意，且“愿揭其虔于元君”。作為中國歷史上實際執掌國家最高權力最長歲月的一代帝王，在泰山以及泰山女神面前是怎樣異乎尋常的一種謙卑！
何以泰山？“海內學者奉為山斗”的清代大儒阮元，在《泰山志》序中慨嘆道，“山莫大于泰山，史亦莫古于泰山。”今人蔡尚思先生也曾講過：“中國古文化，泰山與武夷。”泰山，文化之山、信仰之山，華夏民族精神與文明本源的象征。
“人間靈應無雙境，天下巍峨第一山”。惟其“靈應”，興于唐宋盛于明清以碧霞元君為奉祀主神的泰山香社綿延至今。碧霞元君無疑是中國歷史上聲名最著的女神之一，無怪乎張岱所言：“元君像不及三尺，而香火之盛，為四大部洲所無。”而乾隆皇帝淡化了民間奉事碧霞元君與國家秩祀泰山之神（東岳大帝）之間的邊界，可視為對民間碧霞元君信仰的一種認同。
乾隆與泰山的不解之緣可以上溯至其即位之年。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乾隆詔曰：“朕思小民進香祈禱，應聽其意，不必收取稅銀，嗣后將香稅一項永行蠲除。”遂于次年六月，下旨革除泰山香稅。似在不經意間，乾隆皇帝留下了泰山信仰發展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乾隆五十五年，二十七歲的才子阮元得授翰林院編修，“三朝閣老”此時剛走上仕途未久。同一年，乾隆皇帝已“八旬萬壽”。據前述乾隆朝實錄，是年春三月初四日，乾隆皇帝東巡至泰安府謁岱廟，次日登岱“命諸皇子隨詣碧霞宮瞻禮”。這是乾隆皇帝最后一次登臨泰山。與此前祀神遵循祖制行二跪六叩禮不同，乃行三跪九叩之禮。其《謁岱廟瞻禮》詩云：“九叩申虔謝，八旬實罕逢。”虔敬如斯，可見一斑。
史學家戴逸曾言，乾隆皇帝“是中國詩史上創作最宏富的第一名多產詩人”，錄入《御制詩集》者凡四萬一千八百首，自稱“五集篇成四萬奇，自嫌點筆過多詞”。乾隆十至泰安六登岱頂，據稱留詩一百七十余首，另留碑碣一百三十余塊，并于所經廟宇、亭閣、行宮遍題匾額。
在王子正史編著的《泰山名匾》中，收錄乾隆皇帝御題匾額三十六塊（或含集字匾額）。乾隆匾額數量為本書之最，并未出人意表。可以想見的還有，文治武功經國濟世的大清國皇帝，其時以最為謙恭的姿態為畢生仰望的大山揮毫命楮——
“獨尊宇宙”“上摩蒼昊”“震維靈岳”“神威巨鎮”“造化神秀”，諸如此類，是為乾隆皇帝眼中的靈岳泰山；“資生普潤”“權輿造化”“紫垣凝命”“靈府慈光”“贊化東皇”，凡此種種，是為乾隆皇帝心中的泰山諸神。
泰山紅門閣東為彌勒院，北側大殿所奉即是彌勒佛，殿內懸有匾額，上書“有容乃大”，亦為乾隆皇帝御筆。泰山之博大，亦在兼容并蓄。作為道教名山，泰山并不缺少佛家古剎。比如傳為肇造于六朝的普照寺，比如始建于東晉的靈巖寺，又比如創建于南北朝的玉泉寺。乾隆皇帝所題匾額，“普門圓應”“性因妙果”“現因果法”“靈巖勝境”“卓錫名藍”自是關乎佛教。
竊以為，匾額研究當置于泰山宏大而厚重的歷史人文背景之下，而以泰山信仰切入也無非是予以多維度解讀之一端。誠然，當下的泰山信仰絕不僅僅停留在宗教層面；對中華文明根脈的守望，對民族精神靈魂的敬畏，或是泰山信仰的真正內核。（范正利，文化學者、財經作家；本文系方志出版社出版《泰山名匾》序言。）
